本院特稿（吳合顯）近日，由國際考古遺産管理科學委員會、中國古迹遺址保護協會主辦，我校承辦的2014年國際考古遺産管理科學委員會（ICAHM）年會在我校召開，這也是ICAHM首次在中國舉辦年會。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中國、荷蘭、印度、匈牙利等17個國家和地區的共100餘名考古與文化遺産專家學者參加大會。我院羅康隆院長、楊庭碩教授受邀參加大會并做專題發言。

羅康隆院長以《保持與創新：以黃崗侗族聚落文化為例》為發言主題，探讨了民族聚落空間是如何體現為民族文化與它建立的民族生境的耦合關系。發言中，羅康隆首先系統梳理了國内外“文化适應”研究的學者與觀點，進而從人、文、地、産、景、史、神等七個方面對黃崗侗族聚落的文化遺産加于分析介紹。

    羅康隆指出，任何一個民族所處的生态環境并非純客觀的自然空間，而是經由該民族加工改造的結果。文化是指導人類生存發展延續的信息體系。不同的民族（人群）所面對的自然環境不同、所經曆的曆史過程不同，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差異，在這樣過程中不同民族創造出了各自有别豐富多彩的文化事實體系。民族聚落空間是文化事實之一，這既是社會的需要，又是文化的産物，體現為民族文化與它建立的民族生境耦合關系。

羅康隆最後強調，其實沒有什麼“原生态文化”可言，保持與創新同存，文化事實體系的保持是常态，創新則是對環境變遷的文化适應。文化遺産是文化事實保持的樣态，也是創新的基礎與源泉。

     楊庭碩教授以《稻作文化起源的考古佐證》為發言主題，對日本學者關于稻作文明起源說法給予分析并提出個人的觀點。楊庭碩認為，日本學者對稻作文化的起源提出了多種假說，經過歸納發現類似假設包括以下三大要點：其一是，認為距今一萬八千年到一萬二千年之間，地球處于冰川時代後的回暖期，分布到長江中下遊的多年生野生稻，受到環境突變影響的刺激，自然發育為當年結實的栽培稻。古代人類在采集這種稻穗的背景下，孕育出了規模性種植水稻的技術及相關的文化。其二是，認為在中國西南乃至南亞次大陸的山區，常綠闊葉林中生息着古代人類，早年是在林下種植芋屬類植物為生，其後是将野生稻作為配種作物加以種植，由于水稻的種植價值更高，因而很自然的發育為真正意義上的稻作文化。其三是認為長江中遊的丘陵山區，或者是長江下遊的丘陵山區，由于生态系統類型多樣并存。野生稻在生态系統交錯變遷的過程中，受到了刺激而發育成可供規模性栽培的一年生栽培稻，并成為當地古代人類的新型種植業，取代了狩獵采集生計，發育成真正意義上的稻作文化。

     楊庭碩指出，稻作文化的起源顯然并存着多種可能。其中較為接近史實的可能有兩種：其一是以龍崗文化為參照；另一種是其二以河姆渡文化為參照。上述兩種假說的是與非，其他任何學科皆不能作出可靠地裁斷，隻有考古學能完成這一重大使命。對此，楊庭碩對參會專家寄予厚望，對稻作文化起源研究的深化充滿信心。同時也呼籲考古學同仁，給稻作文明起源研究以更大的支持與幫助。

     會後采訪，兩位學者均表示，77779193永利身為武陵山區唯一的綜合性大學，在提高文物和遺址的保護意識上有着當仁不讓的責任和使命，在與地方政府進行更多的溝通後，做出更大的貢獻。77779193永利有很好的民族學研究基礎，在生态人類學更是處于領先地位，考古學卻處于相對落後。這種現狀在未來的學科建設方面可能會受到很大的挑戰，如果能在挑戰到來之前未雨綢缪，對77779193永利的發展而言将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羅康隆院長發言

                         楊庭碩教授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