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博士後制度是借鑒國外培養優秀人才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創立的一項吸引、培養和使用年輕高級人才的制度。我國博士後制度的産生背景有如下幾個方面。

1、改革開放初期，教育和科研制度的改革和發展為博士後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前提。

我國現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僅百餘年的曆史，建國後的研究生教育時斷時續；建國後的科技體制則适應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科技活動從屬于整個國家計劃。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教育和科研制度皆發生了重大的變化：（1）1977年我國恢複高考招生制度，1978年開始招收研究生并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1981年實施學位制，到1983年已經有部分人員獲得博士學位。此後，研究生教育進一步快速發展，從而為博士後制度的實施提供了“人”的基礎。（2）改革使科研機制的活力有所增強、科研活動日益活躍，它一方面為建立以流動性為特征的博士後制度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博士後制度的産生因有利于科研制度改革而具有更充分的必要性。

2、建立博士後制度适應了國家改善高級人才培養環境、培養方式的客觀要求。

八十年代初，我國處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教育、科研、人事、社會福利等制度在國家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下均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僵化特征。具體表現為人才難以流動、學科交叉困難、近親繁殖現象嚴重等弊端。随着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傳統制度的弊端日趨明顯，越來越不利于我國高級人才的使用和培養。博士後制度正是适應了國家促進高級人才流動、學術交流，促進交叉學科發展，促進科研活動服務于國民經濟建設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的需要，為高級人才的使用和培養開辟了一塊特區。

3、十年“文革”造成國家人才匮乏，科教戰線百業待興的現狀是博士後制度得以誕生并迅速發展的動因。

十年“文革”使我國教育、科技事業受到嚴重破壞，出現了迫切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在人才方面，高級專業人才斷層現象嚴重，各科研機構和高校等部門都出現人才匮乏、青黃不接的局面。各學科領域的科研教學骨幹、學術帶頭人嚴重不足，人才需求十分強烈；在科研方面，為了快速發展經濟、追回已經浪費的寶貴時間，出現了一系列亟待研究和探索的新領域和新問題，傳統的研究隊伍單一科研組織模式難以适應科研的需要。而博士後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人才培養功效和其所特有的流動性、針對性、時效性、機動性等特點，恰好滿足了我國高級人才培養和使用及科研活動的要求。

4、吸引留學博士回國工作是博士後制度産生的直接誘因。

從1983年起，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派遣出國學習的留學博士陸續回國。然而，這批人的人事關系，職稱、工資、住房和工作安排等問題難以在當時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合理解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這批人才，同時吸引更多的留學博士回國工作，為他們創造比較好的環境和條件，使他們盡快成長為國家急需的高級人才和學術、技術帶頭人，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而博士後制度所具有的特殊機制，使其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選擇。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國不少有識之士和國内外的專家學者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借鑒發達國家培養年輕高級人才的經驗，在我國實行博士後制度。其中，著名物理學 家李政道教授在我國博士後制度的确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教授曾兩次給國家領導人寫信，建議在我國建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實行博士後制度。他認為，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必須培養一部分帶頭的高級科技人才。取得博士學位隻是培養過程的一環，青年博士必須在學術氣氛活躍的環境裡再經幾年獨立工作的鍛煉，才能逐漸成熟。因此，應在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中設置一些特殊的職位，挑選一些新近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員在這裡從事一個階段的博士後研究，以拓寬知識面，進一步培養獨立的工作能力，使之成為具有較高水平的專業人才。李政道教授的建議引起了我國領導人和政府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高度重視。鄧小平同志在1984年5月會見李政道教授時，高度肯定了他的建議，并贊同說“成百上千的流動站成為制度，是培養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培養和使用相結合，在使用中培養，在培養和使用中發現更高級的人才。”鄧小平同志還對我國實行博士後制度的目的意義、發展方向以及具體措施等都做了明确指示。

1985年5月，國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為了貫徹落實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李政道教授所提建議的批示精神，在廣泛吸收專家學者和留學回國博士的建議并征求一些部門和地方意見的情況下，同财政部、國家計委、公安部、勞動人事部、商業部等有關部門進行了反複磋商，向國務院報送了《關于試辦博士後科研流動站的報告》。1985年7月，國務院正式批準該報告（國發[1985]88号），這标志着博士後制度在我國的正式确立。